“除了哭，我们还能做点什么？”一位远在北京无法到灾区的文化工作者，打电话向身在四川的记者求助。
哪里可以找到受灾者
5月23日，王叙翔在酒店的早餐桌子前拿出厚厚的一沓百元钞票，以千为单位，把它们一叠一叠数好，最后抽出400元留作回家的路费。
上午，成都华西医院儿童外科病房里。
王叙翔走到一个截肢的小女孩身边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怎么样？还疼吗？”他试着和孩子聊天。
但孩子对这个操着北京口音的陌生人很防范，没有回应。
他招手把陪护的孩子妈妈叫到病房外，从包里掏出早上数好的一叠钱，塞到她手里，“好好养孩子。”
她好像没有反应过来，目光疑惑。“别问了，我是北京来的，尽一点绵薄之力。”王叙翔没多解释，就走开了。
“孩子的两条腿都没有了。”他对同来的一个朋友唏嘘不已，并提醒“别问孩子地震的事情，会受不了”。
就这样，从一个病房到另一个病房，他很少仔细问对方的姓名，来自哪里，就掏空了早上塞进包里的那些钱。
王叙翔是北京一家公司的经理，5月19日，他自己开车，载着上万元的药品和其他救灾物资，昼夜兼程，21日来到成都。
他的车上还带了足够的水、食品和汽车燃油，“不想占用灾区人民一点物资。”
“可能有点冲动，但是我想和灾区人民靠得更近一点，让他们不感觉到孤独。”他说。
但是来到成都头两天了，他最大的苦恼是“哪里可以找到受灾者”。
为了防疫，从成都去往重灾区的公路已有交通管制，他只好把药品等物资捐给了四川省红十字会。
当记者告诉他可以帮他找到住在成都医院里的受灾者时，他脸上现出一阵狂喜，并当即决定把身上所带的几万元现金捐出去，重点是孤残儿童。
走出医院时，他自言自语地感慨：“人就像蚂蚁一样，很脆弱，大地稍微一动就受不了，钱没有多少用。”
从医院出来，他就要返回北京了，“在这里，别给灾区人民添乱。”他说。
希望将来能出资重建学校
朱春波是沈阳某公司的老板。地震后，他向沈阳红十字会捐了5万元，但是过后一想“有点不放心”。
16日，他带着20多岁的儿子，一起飞到灾区。
来的时候，他的全家，包括妻子、儿媳、孙子，还有几个副总，都送到了首都机场，临走他妻子哭了。“就是上前线啊。”朱春波说。
来到成都，又向四川红十字会捐了5000元，红十字会给了他一个大的红十字标志，贴在车前的玻璃上，还有两个小的红十字会标志，贴在衣服上。
朱春波一贯老板派头十足，为了避免被人误会，在灾区，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会说：“我是志愿者。”
他们在成都的酒店包了两个房间，又租了一辆桑塔纳轿车，每天早上开车从成都去都江堰、绵竹等灾区，晚上回到成都休息。
朱春波主要考察学校，他希望将来能出资重建学校。
来四川几天后，他了解到一些受灾者需要大米、油、药品和妇女用品，就打电话回去，让副总在沈阳采购了三卡车。25日，三卡车物资开到成都，他亲自发到绵阳的九洲体育馆和安县的受灾学校，还留了一份，点名给一个为救学生牺牲了的教师的家属。
在成都红十字会附近，朱春波看到十几名从灾区出来的志愿者。他们一身脏衣服，疲惫不堪，身上的钱也用光了，正打算在路边搭帐篷过夜。
朱春波把他们带回酒店，给他们开了房间休息，晚上又请他们去吃饭。饭桌上，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志愿者一直在追问：“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开房？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？”
她叫“黄医生”
“我不接受采访。”当她知道记者的身份，第一句话就说。
大家只知道她是从北京来的，都叫她“黄医生”。
她在彭州龙门山镇受灾群众安置点门口的树下，摆了一张桌子，办起了临时诊所，全部免费，身后是她自己募集的药品。
记者见到她时，她正跟一个外来的女捐赠者说，安置点有一个产妇，地震时，家里的房子塌了，她走了十几公里路到这里，生下了孩子。
“你去看看，帐篷里太潮了，中午又太热，女人坐月子，很重要，要好好养，孩子又小，容易感染。”她极力游说那个捐赠者，“能不能找个好心人接她去安全的地方住一段时间？”
这时一个熟人喊：“黄医生，来了一个印尼心理干预专家。”
黄医生走过去，用英语熟练地和对方打着招呼。
这个熟人告诉记者，黄医生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工作，曾在国外呆过很多年，英语说得很好。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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